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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谈判的理想与现实The ideality and reality of global climate negotiation

事实上,全球气候谈判早已演变为与WTO、自由贸易区(FTA),以及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谈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2007年,作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舞台,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纳入议程,这标志着气候问题及其谈判已成为国际安全问题,其程序安排、规则制定和具体推进,表现了国际政治博弈的基本特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谈判时,不仅要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积极合作,也不得不着眼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动与博弈,以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智慧,展开积极的气候外交,赢得机会,确保发展权利。


多哈会议的成果与发达国家的谈判手法翻新

根据2011年德班会议的共识,2020年所有签约国不分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均将全面参加减排框架,并且要在2015年前完成谈判,划分各自的义务与权利指标。基于这种共识,多哈谈判一开始便将议题聚焦于如何制定2015年前的谈判计划。

另一项重要议题是,如何延长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京都议定书”第一轮减排框架于2012年年底到期。德班会议的共识是将其延长,并让发达国家继续先行承担减排责任。

欧盟方面围绕延长5年还是8年的问题不仅内部存在分歧,也与发展中国家意见不一致。美国早在2001年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日本拒绝参加第二轮框架,理由是2011年日本地震核泄漏导致核电停运,必须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无力完成减排任务。

后危机时代,美、日、欧均陷入财政危机,产业竞争力下降,面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的竞争,其“多边牵制,双边取利”的制约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多变化,既包括贸易投资,也包括金融货币,更附加了海上安全,而气候、环境、减排则成为其手法翻新的“道义制高点”。

日本为获取利益,提出了“两国间碳权信用机制”,挑战联合国多边“清洁机制”(CDM)。同时,日本政府通过设立“绿色基金”与“政府开发援助”结合,有针对性地“定点实施援助”,开辟环保市场,确保日本企业的减排指标完成。日本提出的“两国间机制”特点是,通过日本企业出口节能减排的技术和设备,并征得“受援国”政府的认可,将减排额度转让给日本企业,算作日本企业在国内完成的减排指标。毫无疑问,这一机制既可扩大日本制造业出口,又可确保减排指标的完成。但该机制目前尚未得到联合国气候大会认可,今后日本谈判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是争取获得广泛的支持落实这一机制。日本同时还针对中国、印度等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出,2020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加入减排行列,形成“公平且有实效”的法律机制,而不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不提自愿而非强制性措施的原则。

以地球气候的名义,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主导产业分工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早在2008年的波兹南会议上,尽管各国达成共识主张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但日本始终拒绝技术转让,并将重点目标瞄准中国。日本看重的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规模庞大的环保市场。

据“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估算,2030年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城、智能城的市场规模更高达3100万亿日元,按现价汇率折算约40万亿美元,无疑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市场,也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展开全面技术掠夺的战略市场。

近期,日本的钢铁、建筑、高铁、重型机械等企业已开始奔赴印度、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节能型设备,与当地企业合作抢占未来环保市场。

欧美也将战略目标瞄准中国的节能环保市场,重点指向核电、高铁、电站、水务等,更加突出碳权交易和碳汇市场建设,手段更加市场化和政治化。

鉴于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手法翻新和掠夺市场的战略用心,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化、机械化和理想化地应对国际多边舞台上的气候谈判。在政策战略的制定、议题指标的设定,以及谈判队伍的构成上,需要以多维度的思维,综合考虑自身和平发展战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体系建设等多方面的利益,确保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权利和机遇。


发达国家主导规则,技术鸿沟恐难逾越

在气候谈判上,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博弈和重商主义,早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有条件的援助方案,即要发展中国家在公布的减排目标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数量指标,以此作为援助的前提。

从“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动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框架看,温室气体减排大致有3种方式:一是技术减排,即通过构建技术减排体系,实现温室气体的根本减排;二是联合国“清洁机制”;三是“碳权交易市场机制”。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最先进的“减排技术体系”,无论是原子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体系;还是“绿色家电”、“电动汽车”、“清洁型发电站”和“低碳型钢铁厂”等生产技术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技术鸿沟”。

从联合国的“清洁机制”看,现实的“技术鸿沟”,让发展中国家几乎与之无缘。自从“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日欧等发达国家直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帮助清理化肥厂、钢铁厂”或“治污治水”等,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用于自己的达标。这就是日欧等无需政策努力,便可实现达标的妙招之一。

如此,给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减排方式,便只能是开放市场,进口发达国家的环保设备,或者出钱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付出高昂的发展成本,甚至导致财富流失,重现南北经济差距。


“气候重商主义”阻碍气候秩序的形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全球气候秩序的构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便形成多维的政治博弈。2007年6月,德国借八国峰会之机,主导欧盟利用环保技术和市场规则优势,率先提出到2020年削减20%的高指标,并积极发展“碳权交易市场”,确立欧盟标准;2008年6月,日本在北海道再办八国峰会,将“气候道义”升华为“低碳主义”,变更基准年、搁置碳权交易,设定产业减排指标,并将目标锁定中、印、美,主张三大排放国不加入,全球减排无效论。

发达国家的这些“策略变化”显示出,其目标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扶植“减排产业”、垄断“减排技术”、确保南北差距固定化。如此,气候峰会恐难达成广泛一致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原则,更无法建立公正合理的气候新秩序。

百余年来,发达国家持续引领工业化潮流,对“地球发烧”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自然有率先“给地球降温”的义务。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不仅公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框架,且面对新的“减排周期”,竟然提出了令人费解的指标。奥巴马政府新近提出的指标是,以2005年为基准减排17%,而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16%强,由此,该指标仅相当于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零减排”。

欧盟和日本虽提出以1990年为基准到2020年减排20%~25%的高指标,而其主要方式则采取“市场交易”,其心思不在减排,而在于通过引诱发展中国家自我戴上“紧箍咒”,开放“碳权市场”,引进其“清洁型发电站”、“低碳型钢铁厂”,乃至“绿色家电”、“环保汽车”等等,控制下一代技术,垄断“气候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

人类要生存,经济要发展,而化石能源尚无法替代。此时,给发展中国家设定“封顶排放”、“最后期限”,无异于卡脖子,搞变相的经济封锁,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环境、气候问题是人类共同的问题,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平、合作,承担公平的责任。公平,意味着要历史地、唯物地、全面地考量产业革命、技术进步、知识产权蓄积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史实,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综合考量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各国的政治发言权,共同营造人类共同安全、和谐、发展的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