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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陆核电厂的几个安全问题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 Several security issues on inl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在新能源当中,风能、太阳能难以成为骨干能源,水电开发资源已很有限,而核电作为一种安全、清洁和高效的能源形式,是目前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的主要新能源,对于解决能源短缺、优化产业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对我国以及国际核能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人们谈核色变。尤其对于内陆核电,自从在我国提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针对于核电安全问题、内陆核电与沿海核电有没有区别、内陆核电废物处置情况等问题,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


类似日本福岛的核事故不可能在我国发生

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类似福岛的事故是否会在我国发生?潘自强院士在采访中向笔者介绍,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各涉核电国家组织了专门的队伍,研究和吸取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开展核电厂安全的大检查,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检查结果表明,现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安全是有保障的,与福岛核事故类似的核事故不太可能在我国发生。

潘院士提到,我国沿海海域属于大陆架型海域,与日本的大地构造背景差异很大,不具备发生类似日本“3.11”地震海啸的条件。在日本“3.11”地震后,对我国沿海地区历史海啸沉积物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历史上没有大规模的海啸记录,我国沿海地震海啸风险主要来自马尼拉海沟发生的大地震产生的影响,但其影响远小于可能最大风暴潮增水,我国滨海核电厂均选用最大风暴潮作为设计基准洪水位的主要组合因素。我国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立即对全国核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国家核安全局对民用核设施进行的检查表明,我国核设施具备完备的应对设计基准事故的能力,也具备一定的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能力,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运行核电厂的安全是有保障的。类似福岛的事故不可能在我国发生。

我国对于核电产业的安全发展非常重视,近日国务院批复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简称《规划》),这是由环境保护部牵头,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局和国防科工局历时3年编制完成,核安全“十三五”规划作为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路线图更是施工图,是实现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安全健康发展的安全保障规划。通过《规划》实施,到“十三五”末,我国运行和在建核设施安全水平明显提高,核电安全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放射源辐射事故发生率进一步降低,核安保和应急能力得到增强,核安全监管水平大幅提升,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得到有效保障。《规划》中提到2025年,我国核设施安全整体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实现现代化。


应尽快启动内陆核电厂的建设

针对于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有没有区别?内陆核电厂到底该不该建设这些热点话题,潘院士介绍,在国际上不存在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这种说法,这是我国的说法。内陆核电厂与沿海核电厂相比,设计标准是一致的,在法律法规上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安全性可以保证。潘院士提到,在我国内陆核电的环保标准要求会比沿海核电更为严格,在放射性废液排放方面内陆核电的要求更加严格,以更好地保护水源。

我国核电建设从浙江秦山核电站起步,随后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和辽宁逐渐发展起来。但现在我国却遇到了国际核电发展史上从没有遇到的问题,“内陆是否可以建设核电厂?”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看,约有一半以上的核电厂选在内陆。除了日本、韩国、英国等岛国或半岛国外,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主要核能国家大多数的核电厂位于内陆,从总数上看内陆核电厂也多于沿海核电厂。美国内陆核电机组占总机组的61.5%,其中密西西比河流域建有21座核电厂,约占总装机容量的30%,而且该流域还拟新建5个核电项目。中欧、东欧及俄罗斯等国的核电厂也多数分布于内陆。

目前我国运行和在建核电厂都属于沿海厂址。考虑到大规模发展核电的需要以及内陆省份的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外,在内陆建设核电厂势在必行。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和江西彭泽等内陆项目已经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和科学论证工作,可作为示范项目尽快启动,有利于内陆核电关键技术水平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有利于积累经验奠定后续内陆核电发展的基础,增进公众和全社会对内陆核电发展的信心。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目前我国部分公众、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内陆核电厂存有较深疑虑,所以推进内陆核电建设,在技术上需要进一步研究正常运行情况下“近零排放”措施以及事故情况下有效缓解措施。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开展水系中现有放射性本底及人为活动导致排入水系中放射性活度浓度的调查。在管理上,需要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公众的沟通,并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利益共享,促进核电厂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


尽快建设放射性废物处置场

放射性废物是核能和核技术利用的必然产物,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事关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放射性废物主要来自核燃料生产、反应堆运行、乏燃料后处理、核技术利用以及核设施退役、核试验等过程。根据放射性废物的特性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程度,分为高水平放射性废物、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和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三类。在低放废物处置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启动相关工作,潘自强院士指出,目前我国有两个低放固体废物处置场。但我国低放废物处置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用于处置核电低放废物处置场选址困难,核电建设与处置场建设不配套。由于缺乏适宜的处置场,秦山核电基地、江苏核电等电厂的低中放固体废物不能及时处置,部分废物的贮存期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5年贮存年限,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妥善处理放射性废物也是公众关心的焦点之一,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应把废物留给后代。


放射性废物管理法应该尽快制订

在我国,核与辐射安全领域的顶层大法至今未发布实施。作为核安全领域的基本法——核安全法在去年10月已经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审。在核与辐射安全领域法律法规层次,潘自强院士建议,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如放射性废物管理法,我国仅是在2011年制定了《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而国际上相关法律已很完善。据查阅资源,如美国,放射性废物管理政府机构有美国核管会(NRC)、国家环保局(EPA)和能源部(DOE)负责放射性物质安全的联邦部门,颁布一系列法律形成了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国家政策。包括1954 年通过了《原子能法案》,1980年通过了《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法案》,1985年通过《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修正法》。关于高放废物, 在1982年的《核废物政策法案》和1987 年的《核废物政府修订案》中明确了处置原则。在英国,成立有独立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国家权力机构, 健康与安全执行委员会(HSE), 负责监管英国所有核许可场址的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活动。2004年通过的《能源法案》设立了一个新的非政府公众机构, 即核退役局(NDA)。NDA 全面负责

核设施的退役责任, 并通过与运营方签订民用合同的方式来实施指定民用核遗留场址的退役。国际公约上,1997年9月5日在奥地利维也纳IAEA总部通过的《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同世界各有核国家和IAEA 放射性废物管理实践相比, 我国在放射性废物管理法规标准体系建设中,存在法规体系各环节衔接不紧密,部门规章不完善,放射性废物管理标准的补充和修订等问题。针对于放射性废物管理法,潘院士指出,针对于我国目前制定的《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仍远远不够,期待放射性废物管理法的尽快制定,以及成立相对应的专门行政机构,核安全监管职能部门应更明确,从体制及法律的角度完善核安全的健康发展。